幸运不再？解码澳大利亚“奇迹经济”光环下的困境

尽管总体GDP持续增长，但人均产出的萎缩、生活成本的飙升和生产率的停滞，正让这个“幸运之国”的民众感受到切肤之痛。

澳大利亚，这片以阳光沙滩、考拉和馥芮白咖啡（Flat White）闻名的南半球大陆，长久以来被誉为“幸运之国”。其经济表现更是一度被冠以“奇迹”之名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，若剔除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冲击，澳大利亚是极少数成功避开了经济衰退的发达国家之一。这令人瞩目的成就，主要归功于两大支柱：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持续的人口增长。

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腾飞及其加入WTO后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，澳大利亚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矿业繁荣。作为全球第二大煤炭出口国，以及铁矿石、天然气和黄金的主要生产国，自然资源构成了该国出口近60%的份额。仅在2023至2024财年，矿业出口便贡献了高达2800亿澳元的收入，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新西兰或希腊全年的GDP。与此同时，澳大利亚高度依赖国际移民。过去二十年，其移民驱动的人口增长率高达35%，远超其他发达国家。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的需求和劳动力，帮助澳大利亚经济连续三十年（除疫情期间）保持正增长，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也未陷入衰退，表现优于美、加、英等主要经济体。

然而，“幸运”的光环似乎正在褪色。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：“澳大利亚的经济，表面看起来不错，但一旦深入探究，问题便显现出来。” 尽管国家整体的经济蛋糕仍在变大，但分到每个人头上的那份，却在实实在在地缩小。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，澳大利亚并未陷入技术性衰退（连续两个季度GDP负增长），但它的人民，却正在经历一场“人均衰退”（Per Capita Recession）。

一、 “人均衰退”的切肤之痛：当增长不再惠及个体

数据揭示了这一残酷现实。从2023年3月到2024年12月，澳大利亚的人均GDP（衡量个体平均经济产出的指标）连续21个月下滑。这意味着，尽管整体经济活动仍在扩张，但其速度已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。更令普通民众感受到寒意的是，他们的实际购买力正在被侵蚀。过去两年多时间里，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，而工资增长却未能同步跟上。结果便是实际工资（扣除通胀后的工资）持续处于负增长状态。人们普遍感觉，日常用品越来越贵，但自己的钱包却没有相应地鼓起来。

这种感受，真实地反映在家庭收支的变化上。衡量家庭购买力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率，在疫情之后急剧下滑，一度远低于经合组织（OECD）的平均水平。来自越南、在悉尼经营一家小咖啡店的Kim Dao女士的经历颇具代表性。她和男友花了六个月时间才艰难找到一间一居室公寓，期间屡次申请被拒，看房时总要面对排长队的竞争者。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经营成本（新鲜食材价格波动剧烈），她感到压力巨大，却又“犹豫是否提高（咖啡）价格，因为知道顾客们也在承受压力”。她的家庭开始严格控制开销，“规定每周只能外出就餐一次，每项支出都有预算”。这正是无数澳大利亚家庭生活成本飙升、被迫勒紧裤腰带的缩影。布隆伯格的“烧烤指数”（追踪烧烤常用食材价格）也显示，自2020年以来，猪肉、牛肉、冰淇淋、奶酪、蔬菜等价格均显著上涨。

二、 住房危机与债务高企：繁荣背后的结构性失衡

生活成本危机中，尤为突出的是住房问题。澳大利亚正深陷一场有据可查的严重住房危机。房价持续攀升，供不应求的局面长期存在。悉尼的房价相对于收入而言，已位居全球第二高，仅次于香港。高昂的房价不仅让拥有住房的梦想遥不可及，也推高了租金水平。租赁市场的可负担性已降至至少自2008年以来的最低点。无论是支付房贷还是房租，都占据了家庭收入的过大比例。

高房价与高企的家庭债务相伴相生。澳大利亚的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超过200%，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，几乎是美国水平的两倍。这意味着许多家庭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，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下尤其脆弱，也限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抵御经济冲击的韧性。

造成住房危机的核心原因，在于住房供应未能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。澳大利亚虽然长期欢迎移民，但在扩大住房供应方面却行动迟缓，尤其是在建设可负担住房和社会住房方面存在巨大缺口。严格的土地使用规划法规限制了土地供应，而建筑成本的上升也制约了建设速度。疫情后边境重开，大量移民和留学生的涌入，进一步加剧了现有住房资源的紧张状况。

三、 生产率停滞：“失去的十年”与增长动能缺失

比生活成本和住房危机更深层次的问题，是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引擎的“失速”——生产率增长的长期停滞。生产率，简单来说，是用现有资源（劳动力、资本等）能产出多少商品和服务的效率指标。它是提升生活水平、增加工资和保持长期经济竞争力的关键。

然而，过去十年，澳大利亚的劳动生产率（以每小时工作产出的GDP衡量）几乎原地踏步，被称为“失去的十年”。曾经，澳大利亚的生产率增长一度领先于美国，但疫情之后，两者位置发生了逆转。这种停滞令人担忧。

究其原因，一方面与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有关。经济高度依赖服务业，尤其是近年来快速增长的护理行业（包括残疾人服务、老年人服务等）。虽然这些行业提供了大量就业，但其生产率通常低于矿业、制造业等传统优势产业。另一方面，被视为提升生产率重要驱动力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，在澳大利亚似乎活力不足。其人均获得的初创企业融资金额，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。这种经济活力的缺乏，难以有效推动创新和效率提升。

四、 政策惰性与外部风险：改革滞后遇上全球变局

面对日益显现的结构性问题，澳大利亚似乎在政策层面也显得有些“迟钝”。自上世纪90年代霍克和基廷政府推动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之后，澳大利亚再未进行过重大的、系统性的经济改革。长期依赖资源出口和人口增长带来的“轻松”增长，可能滋生了某种程度的自满情绪和改革惰性。规划法规对土地供应的限制，便是一个具体体现。

与此同时，澳大利亚经济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也正发生深刻变化。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，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，可能影响对澳资源的需求。地缘政治紧张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（如各国间的关税壁垒），也给这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带来新的风险。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政策不确定性，同样增加了外部环境的复杂性。

五、 前路抉择：重拾改革勇气，还是接受相对衰落？

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现任政府承诺将致力于缓解生活成本压力，并增强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。一些旨在提振经济活力的措施也已开始酝酿或实施，例如一项旨在促进绿色制造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计划。政界也开始出现呼吁进行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声音，希望通过鼓励创新和投资，确保持续依赖的矿业和制造业保持竞争力。

然而，挑战是艰巨的。修复住房危机需要突破规划和土地供应的瓶颈，并大规模投资于可负担住房。提升生产率则需要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，包括优化产业结构、改善教育和技能培训、激发创新和创业活力等。分析人士指出，目前政府在绿色制造等新领域的投入相对较小，识别澳大利亚在新的全球格局下的真正竞争优势，仍需做大量工作。

对于澳大利亚而言，这不仅是一场经济挑战，更关乎其国家认同和未来走向。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生产率停滞、住房危机和结构性失衡等问题，这个曾经的“幸运之国”和“高绩效经济体”的声誉，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，都可能面临持续下滑的风险。重拾改革的勇气，告别对昔日“幸运”的依赖，主动塑造更具韧性和活力的经济未来，已成为澳大利亚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