断裂的契约：中国年轻人为何“拒缴”社保养老金？
在人口结构逆转与经济焦虑的双重压力下，维系社会稳定的养老体系正面临一场来自未来的严峻挑战。
24岁的探戈教练Humphrey与22岁的社媒内容创作者高鹏程，这两位生活轨迹迥异的中国年轻人，或许未曾意识到，他们已身处一场关乎中国未来数十年福祉的潜在风暴中心。他们是数以千万计，主要由年轻人构成的群体中的一员——他们选择暂停或干脆不向中国的国家养老金体系缴纳费用。这一选择并非无关紧要的个人决定，它正汇聚成一股冲击波，威胁着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石。据预测，大约十年后，中国的养老基金将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，难以足额支撑届时庞大的退休人群。
这场“养老金危机”的阴影并非中国独有。从巴黎街头因养老金改革引发的激烈抗议，到美国对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险等公共福利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（“我们正走向破产”），老龄化与养老金支付压力是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共同面对的难题。然而，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问题的规模之巨、速度之快。预计到2035年，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4亿，这一数字比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总和还要多。当这批“婴儿潮”之后的人口大规模步入退休年龄时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资格领取某种形式的养老金福利。
为应对这一局面，中国政府已在近年采取行动。2025年1月1日（根据背景资料时间推断，实际政策调整时间点可能需要核实更新），官方四十多年来首次正式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，男性、女性干部和灵活就业女性的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迟。然而，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疑虑，反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甚至不满。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：为何如此多的中国年轻人对支撑他们未来的养老体系选择“用脚投票”？这又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产生何种深远影响？
一、 庞大体系的内在脆弱性：人口结构的“灰犀牛”
理解这场危机的根源，首先要审视中国养老金体系的结构及其面临的人口挑战。中国的社会保障网络号称全球最大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超过11亿人，占总人口的约80%。该体系大致可分为三大支柱：
第一支柱：基本养老保险。 由国家管理，覆盖面最广。对有正式工作的城镇职工，这是强制性缴纳的；对非正规就业人员（如灵活就业者），则为自愿参保。其中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体量最大、也最受关注的部分。
第二支柱：企业年金/职业年金。 这是自愿性的补充养老保险，由企业决定是否为员工设立。类似美国的401(k)计划，但覆盖面相对有限，约3100万人，资产规模约3.2万亿元人民币（数据来自背景资料）。
第三支柱：个人养老金。 2022年推出的自愿性个人储蓄养老计划，类似美国的IRA。个人可开设账户进行税收优惠下的投资。虽然已有约6000万人开户，但实际缴存资金的人数不足三分之一，吸纳资金仅约280亿元人民币（数据来自背景资料），显示其吸引力尚待提升。
尽管体系庞大，但这三大支柱都不同程度地面临资金压力。早在2019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就已敲响警钟：预测第一支柱下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在2027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，并可能在2035年耗尽。
驱动这一趋势的核心动力，是无法回避的人口结构问题。这与中国长期实行的“独生子女”政策（1979年至2015年）紧密相关。该政策虽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上取得显著成效（出生率下降超一半），但也塑造了独特的“4-2-1”家庭结构（四个祖父母、两个父母、一个孩子）。如今，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成年，这种结构正在反转——一个孩子可能需要承担赡养六位老人的责任。
尽管政府已转向鼓励生育（“二孩”、“三孩”政策），并出台配套激励措施，但效果不彰。生育率持续低迷，中国近年来甚至经历了连续两年的人口负增长。这意味着，能够为养老金体系“输血”的年轻劳动力规模正在萎缩。与此同时，未来十年，中国每年预计将有超过2000万人退休。一边是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激增，另一边是缴费的适龄劳动人口相对减少，养老金体系的收支平衡压力空前巨大。
二、 年轻人的“沉默抵制”：经济压力与信心缺失
在宏观的人口结构压力之下，微观层面上年轻一代的经济状况和心态，是导致他们“拒缴”社保的直接原因。
首先是经济负担能力的问题。以高鹏程和Humphrey为例，他们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现实处境。尤其是数以亿计的“灵活就业”人员，他们可能是零工、自由职业者、平台经济参与者。这个群体中，大部分人年龄在40岁以下，其中高达70%的人月收入不足1100美元（约合人民币7800元，按背景资料汇率估算）。在支付了房租、食品、交通等基本生活开销后，他们往往所剩无几，难以再负担每月数百甚至上千元的社保（尤其是养老和医疗）缴费。对他们而言，眼前的生存压力远比遥远的退休生活更为紧迫。
即使是拥有全职工作的年轻人，也未必能确保养老金得到足额缴纳。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企业合规性不足。根据近期一项对6000家中国企业的调查，仅有28%的企业在社保缴纳方面做到了“完全合规”。这意味着大量企业未能按规定为员工足额缴纳社保费用，这部分压力无形中也转嫁到了员工个人身上，或直接削弱了他们未来可领取的养老金数额，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对体系的信任感和参与意愿。
其次，是对未来的信心缺失。高鹏程暂停缴费的决定，背后潜藏着对中国经济前景以及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的疑虑。这种情绪并非个例。Humphrey，一位拥有大学研究工作、兼职舞蹈教师的毕业生，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。年轻人看到的是不断延迟的退休年龄、关于基金缺口的讨论、以及自身面临的激烈就业竞争和不确定的职业发展路径。他们开始质疑：今天投入的钱，几十年后是否真能如期、足额地返还到自己手中？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，以及对政府承诺兑现能力的疑虑，使得“活在当下”、“将钱握在自己手里”成为一种更具吸引力的选择。与其寄望于一个可能缩水甚至“破产”的公共养老金池，不如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当前的消费、投资（尽管风险认知可能不足）或应对突发状况。
三、 政策应对的困境与挑战
面对日益严峻的养老金压力，中国政府的核心应对措施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。这一决策有其现实考量：中国的现行退休年龄（男性60岁，女干部55岁，女工人50岁）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确实偏低。随着人均寿命的显著提高（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）和健康状况的改善，延长工作年限被认为是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、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必要手段。美、英、日等国的退休年龄普遍更高。
然而，这项政策在中国社会引发了巨大争议。许多临近退休的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职工担心自身利益受损，而年轻人则将其视为负担将进一步加重的信号——不仅要工作更长时间，还要为上一代人的养老金持续“买单”，而自己的退休前景却愈发渺茫。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，反映了政策调整在触及切身利益时的敏感性，也凸显了代际之间的潜在矛盾。
更重要的是，仅仅延迟退休年龄，可能只是**“推迟了问题，而非解决了问题”**。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，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口结构带来的长期压力，也未能解决年轻人缴费意愿低下的核心症结。如果经济增长放缓、就业形势严峻、年轻人收入无法有效提升、对体系的信任不能重建，那么延迟退休可能只会加剧社会矛盾。
四、 深层改革的呼唤与未来展望
中国年轻人对养老金体系的态度转变，是经济结构转型阵痛、社会观念变迁和人口政策长期后果的复杂交织。它不仅仅是一个财政问题，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，关乎代际公平与社会契约的维系。
要真正化解这场危机，中国需要的可能远不止延迟退休年龄。一场更全面、更深层次的养老金体系改革势在必行。这可能包括：
提高统筹层次：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，以平衡地区间基金收支差异，增强体系的整体抗风险能力。
优化制度设计：改革缴费与待遇计算方法，增强制度的公平性与激励性，让年轻人更清晰地看到缴费与未来收益的正相关关系。
拓宽资金来源：除了依赖在职人员缴费，还需探索更多元的筹资渠道，如划拨更多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、优化基金投资运营以提高收益率等。
发展多支柱体系：大力发展第二、第三支柱，鼓励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发展，减轻对第一支柱的过度依赖，为国民提供更多元化、市场化的养老保障选择。这需要更有力的政策引导和税收优惠。
提升体系透明度与公信力：加强信息公开，让公众了解基金运行状况和政策调整的依据，重建社会，特别是年轻人对养老金体系的信任。
应对经济挑战：归根结底，改善年轻人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，让他们“有能力”且“有信心”去为未来投资，才是治本之策。这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在稳增长、保就业、促公平方面持续发力。
中国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。如何妥善应对养老金体系面临的挑战，不仅关系到数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，也深刻影响着年轻一代的预期、奋斗意愿和社会整体的稳定与活力。这场围绕养老金的“代际博弈”，最终考验的是政府的改革智慧与社会各界的共识凝聚能力。如果处理不当，断裂的可能不仅仅是资金链，更是维系社会和谐运转的信任基石。未来的道路，注定充满艰难的抉择。